傅向东：捕捉超级稻高产基因

见到傅向东是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他的实验室里。在几个穿着白大褂、正在做实验的学生中间，记者找到了戴着一副眼镜的他。

　　跟着他进入办公室后，傅向东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发了文章以后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这真是我没想到的。”



　　3月22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傅向东研究员和中国水稻研究所钱前研究员带领的科研团队在中国超级稻增产关键功能基因合作研究的最新进展。此项成果首次阐述了DEP1基因在中国超级稻增产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进而揭开了中国超级稻的高产奥秘，并可望由此进一步研究培育出更为高产的水稻新品种。



　　“我就喜欢搞研究，没有办法”



　　傅向东今年还不到40岁，浙江人。话语间夹带着淡淡的南方口音，举止间也有着南方人特有的精明干练。



　　在有着浓郁经商传统的浙江，搞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在大家眼里看来的“主流”选择，而傅向东走上遗传学研究这条科研之路，却似乎是命里注定的。



　　“我就喜欢搞研究，没有办法。人一旦喜欢了一件事，就不会考虑太多东西。”傅向东说，他对遗传学的兴趣从高中就开始了。



　　人的血型是如何决定的？在中学的生物课中，关于人类ABO血型的遗传让傅向东对基因这一神秘的东西产生了兴趣。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A型的父亲和B型的母亲，可以出现A型、B型、AB型，还可能会有O型的小孩。这是为什么？”十几岁的傅向东那时候最喜欢做的考试题，莫过于通过一系列附加条件推导出父母血型的这一类遗传题目。



　　“还有玉米籽粒颜色的遗传，F1代和F2代粒子颜色有多种多样的变化，但又很有规律，我觉得遗传学非常奇妙，太好玩了。”说起二十多年前的中学的往事，傅向东脸上还显示着兴奋的神情。



　　“这份安静是搞科学的最高境界”



　　从初识遗传规律的那一刻起，傅向东似乎就认定了未来的方向。报考大学时，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对热门专业的盲目追捧，第一志愿就填报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遗传学专业。傅向东说：“我上大学选专业一点也不盲目，虽然当时的老师希望我们填一些更热的专业，但是我当时犹豫都没有犹豫。”



　　大学毕业，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工作2年后去英国JohnInnes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随后读博，留在该研究所做博士后。傅向东这一路走来，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波折和变化，也似乎没有什么事先设计好的痕迹。



　　“像我这样的人很少，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就没动过。一般做生物研究的，大多数都会选择去美国。我觉得我去的研究所在国际上也非常有名，小镇也很安静。博士快毕业时，所里其他实验室的教授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做博士后。我觉得对方实验室研究方向很不错，就没有联系其他地方。在那我做的很开心，做出来的东西也能得到大家认可，挺满足了。”



　　在傅向东眼中，选择做学问就是要静下心来。“科学家就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带两三个学生，在校园里轻松的散步，自由地讨论科学问题，这是我想象中的情景。我从小就很佩服老科学家，或者说是崇敬。”傅向东说，“这份安静是搞科学的最高境界。”



　　而他人生的最大愿望就是：研究成果有朝一日能写进教科书。“具体来说，就是能够回答科学问题、研究成果能被别人引用。做一些能解决国家需求的东西。”



　　“我觉得育种学家都是艺术家”



　　2005年，从英国回来的傅向东进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选择了国家投入很大、对我国又很重要的水稻作为研究对象。



　　选什么水稻性状好呢？傅向东在说起这个选择过程时颇为轻松：“东北大米——记得春晚有个小品节目里说起换大米，就有一个感觉，那里水稻一定好吃，产量也高。”水稻项目研究和中国水稻所合作，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把提高产量的基因找出来，将来可以利用它进一步通过分子设计提高产量。



　　“我们运气很好，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克隆基因花了一年多时间，算比较短的。”在傅向东看来，DEP1基因的分离是件颇为幸运的事情。在研究过程中，与育种学家、生化、生物信息学专家的交流，也让他收益匪浅。



　　“我觉得育种学家都是艺术家，在田里，他们看一眼就知道哪个稻子好，我们看不出来。”傅向东说，和其他专家的交流也让他感受到合作的乐趣。



　　做基因功能研究的傅向东更愿意找性状差别鲜明的材料，比如：穗子很小的突变体，通过遗传杂交和图位克隆，很容易找出关键基因。而育种学家直言：你做这个东西没有用，水稻要增产，不是让穗子变小。



　　“于是我们在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就侧重找那些穗子更长的、粒数变得更多品种的进行研究。”在一次次交流中，育种学家关注的综合性状，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都成了启发傅向东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



　　“走错一步才会走对下一步”



　　相比水稻DEP1基因功能研究的“运气”，傅向东还进行着更多“令人郁闷的研究”。有些2005年就开始做的研究项目，到现在也没有很大的突破。学生们也很郁闷，但是没办法，因为他觉得“不应该轻言放弃”。傅向东说：“一个东西只要你认准了，就不要放弃。”对于科研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傅向东笑着说：“只有走错一步才会走对下一步，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结果，那是工程不是科研。”



　　在这份执著背后，也许搞科研的人都有着和傅向东一样简单的奋斗目标：有的研究你一直在做，做出来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就是下一个更深、更高的目标。



　　＞＞对话



　　科研成果转化，难在哪



　　在对傅向东研究成果的介绍中提到：水稻DEP1基因的成功分离，为水稻超高产分子育种直接提供了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也为揭示中国超级稻产量提升的分子奥秘提供了新线索。那么，这种基因层面的科研成果，真的能够转化到生产实践中来吗？而这转化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困难呢？为此，记者和傅向东进行了一段关于“科研成果转化”的对话。



　　记者：以您的这种研究成果为例，现在成果转化容易吗？



　　傅向东：实际来讲在中国很欠缺成果转化方式。在国外，有一种“大学+公司”的模式——大学里把基因功能研究好了，有潜能、有未来发展前景，然后都通过大公司来实现。我们中国正是缺了这个中介环节。缺少大的种子公司去实现有用基因的聚合，去开发这些产品。



　　记者：研究机构能主导这个事情吗？



　　傅向东：作为国家研究机构，我们更重要、更多的责任是回答科学问题，我们也兼顾应用，但是让我们去做应用可能性是不大的。研究成果要转化成现实的产品，需要大量一线从事育种的人去参与和试验。我们研究所在全国各地也建立合作基地，让他们把我们的东西去在应用上尝试和开发，看看有没有实际应用前景。将来如果有公司去做就会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国情不同，最后走什么模式现在我们并不清楚。



　　记者：所里和哪些单位合作？



　　傅向东：有省市级的农科院、也有中国农科院的中国水稻所。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思考，哪些是最迫切需要的。



　　记者：都是研究机构，这种合作有什么不同呢？



　　傅向东：他们的定位是应用研究，我们的定位还是基础研究。跟他们联合，就能更快地转化，有朝一日能用起来。也许我们研究的大部分东西，在生产实践中用不起来，但哪怕一个用起来了，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记者：科研成果转化道路应该以谁为主导？



　　傅向东：我觉得应该以公司为主导，但现在国内这种公司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做一些基地尝试。不能等着大公司建立起来后再转化成果，那时候就不叫成果了。现在一些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这也是个问题。我们现在缺少这部分，不是政府想做就能做的，而是需要有一批人去实现它。



　 ＞＞花絮



　　像搞研究那样谈恋爱



　　许多人都说搞研究的感觉就像谈恋爱一样，傅向东也如是，执著于科研的他同样执著于爱情。



　　1991年，傅向东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攻读硕士。在研究生一年级时，他遇见了他的女朋友，也是他未来的太太。



　　说起太太的傅向东是兴奋而欣慰的。“我研究生第一年认识的我女朋友，后来她在宁波工作。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浙江大学，在杭州，她还在宁波，不过离得近了一点。”



　　为了跟热恋中的女友见面，傅向东每月要在武汉和宁波两地间往返四次，三年下来，光是火车票就攒了厚厚的一摞。他回忆，那个时候的火车票是几十块钱，对还在上研究生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那没办法，平时省着点呗。”傅向东说，有的时候火车票不好买，好不容易排队买上了，还是张站票，没有座位，从武汉到宁波要9个多小时，他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站一夜，只是为了见一面、说说话。现在回忆起那段奔波的日子，傅向东常常会笑出声来，说那“很执著，也很好玩”。



　　在傅向东看来，太太为他做出的牺牲很大。“从一开始相识，到后来我出国、一直到我们的孩子2岁了，我们才再在一起，她挺不容易的。”而傅向东眼中，这种“不容易”还包含着太太对他痴迷科研的支持。



　　傅向东



　　1969年7月出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1年获武汉大学生物系学士学位。



　　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硕士学位。



　　1996—1997年英国John Innes Centre应用遗传系访问学者。



　　1998—2000年在英国John Innes Centre作物遗传系学习,2001年获浙江大学和John Innes Centre联合培养博士。



　　2001—2005年在John Innes Centre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系做博士后。



　　2005年—至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200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获200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