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汤飞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病毒学家，国际公认的“衣原体之父”。



　　王哲第一次听到汤飞凡的名字，是在1986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一。



　　当时24岁的王哲，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一名研究生。那天，在前往学校的班车上，一位他向来很敬重的老师，突然大发感慨道：“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



　　“一心想着出人头地”的王哲，并没“太把这个前辈放在心上”。毕业后，他一度成为中国防治艾滋病最为年轻的专家，此后，又前往美国进行深造。



　　一直到17年后的2003年，身处美国的王哲，才又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当时，一场“非典”肆虐了大半个中国，中国的防疫系统“笨拙无力”，卫生部一位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禁不住叹息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牛人？”当天，王哲打开ogle。他本以为，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搜索一下这个“理应很重要”的名字，会有千百条详细的资料。不料，他查询之下，仅仅是“有限的干巴巴的几条”。



　　王哲不禁被这个名字所吸引，在查阅了大量史料、寻访了许多见证人后，他“惭愧地发现”，原来，在上个世纪中期，这个名字曾声震海内外。



　　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一封书信自武汉发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此时，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细菌系的汤飞凡，刚接到英国一家研究所的聘书，月薪600银元，他当即辞去这份工作。



　　此前，汤飞凡就曾以医生的身份，参加了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前线医疗救护队，他所工作的救护站，一直在日本人炮火的覆盖下，数次几乎被击中，但身高1．60米的汤飞凡却镇定地说：“我干这个最合适，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



　　无论是学养，还是胆识，颜福庆都为中国唯一的官方防疫机构，找到了最合适的领军人物。



　　前方战事紧，许多将士因伤口发炎死去，急需青霉素。但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国际上也属于军事机密。加上中央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儿就是天方夜谭。



　　汤飞凡日夜奋战，通过研究从一名下属受潮的皮鞋上发现的一团绿毛，最终生产出每毫升200~300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标准青霉素。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天下。



　　《科学》（Nature）杂志1943年专门撰文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吃惊”的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胃霉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里提取……



　　曾有汤飞凡的同事告诉王哲，当年，尽管中央防疫处条件简陋，但汤飞凡的要求极为严谨，他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实验室里到处摸。最初，员工们都用鸡毛掸子打扫，就被他劈头盖脸地训斥。



　　在那种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多数把日本作为较量目标。上世纪30年代,日本科学家野口英世曾声称，自己分离出了沙眼病毒。这一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却遭到汤飞凡的怀疑。



　　从1932年到1935年的3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这一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野口英世就此从细菌学教材中消失。



　　1954年，汤飞凡又恢复了因为抗战而中断了近20年的沙眼病毒研究，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沙眼。



　　在其后的40天内，他坚持不做治疗，红肿着眼睛，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地解决了数十年来关于沙眼病毒的争论。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



　　但让王哲鸣不平的是，1979年，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完成了一部关于野口英世的长篇小说，使野口英世被日本人重新发现，并受到了极高的尊重。如今，野口英世在纽约的墓地，成为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的日元上，也印上野口英世的头像。而这场较量真正的胜利者汤飞凡，却逐渐被国人遗忘。



　　“从他死后至今，中国再没有在微生物领域有过世界级的成就，我们被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远在美国的王哲，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