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生都交给生命科学事业

毛裕民，基因高效克隆技术发明人、复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联合基因集团董事长、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基因大规模克隆、测序和功能；基因芯片技术和应用及相关生物信息学研究；大肠杆菌DNA复制机制、耐热酶、PCR技术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1993年以来主持过10多项国家、上海市重大、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包括“糖尿病相关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研究”等。



　　从复旦到联合基因，从学者到商人，别人看到的是改变，而我体味的，是坚持。



　　回顾这30多年，有一个对我一生都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不能不提，他就是中国现代遗传学之父——谈家桢。



　　刚恢复高考那会儿，我还在农场工作，每天跟农作物打交道的经历使我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闲暇时就借来一些有关杂交育种、品种改良方面的书看。这期间，我知道了谈家桢先生的事迹，心生敬仰。



　　1978年，期盼了近10年的求学机会终于来临。我毫不犹豫地将第一志愿填为复旦生命遗传学院。那一刻，就注定了今生与生命科学的难解之缘。



　　进入复旦时我已经26岁，当时一心想着要把这些年蹉跎的光阴都补回来。青灯黄卷十年寒窗，198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



　　本科毕业那会儿，正逢出国热，我这个专业有很多留学的机会，但我始终举棋不定。后来，我找到谈先生，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出国深造对个人前途有很大帮助，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正需要一批技术人才，每一个做科研的人都应该有一种舍小我顾大我的精神。从此，我决心扎根国内。事实证明，当初的正确选择让我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1997年，谈先生在赴浙江考察时，听说了一件令他十分震惊的事——美国一家顶尖生物技术企业与温州某乡镇卫生院开展了一项“科研合作”：乡镇卫生院出面，抽取了该地一个有哮喘病遗传史的家族所有成员的血样，送到美国供该公司进行研究。谈先生马上觉察到这是发达国家发动的一场不见硝烟的“基因资源争夺战”。如果他们研发成功，并申请专利保护，未来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将受制于人。于是，88岁的谈老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呼吁加快国内的基因研发，同时要立法保护中国的遗传资源。



　　总书记非常重视，在谈先生的信上作了亲笔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



　　消息传来，令众人激动不已。但资金的短缺却阻碍着大规模实验操作。



　　反复酝酿后，一个大胆的设想萌生了：自己集资干！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一些教师和研究生的响应。我们自筹资金100万元成立联合基因公司，开始了创业历程。



　　传统观念里，学者是不应该沾染铜臭气的。而且搞科研与办企业完全是两种思维。尤其是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IT泡沫破灭后，联合基因经历了4年异常艰难的岁月。从鼎盛时的700多人，一度裁员到100来人。那时对于“市场”这个概念的理解不深，四处碰壁。



　　2005年，我们在北京找到了合作伙伴。经营思路上的创新让我们的企业进入了第一轮超常规发展，同时也摆脱了依赖资本市场发展企业的老路。2008年，我们把基因技术的业务板块在香港重组上市，联合基因集团旗下拥有了第二家上市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政策环境日益宽松，国家和地方政府、学校都给予了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让我们非常感激。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知识分子，我的人生与事业每一个转折点都与祖国发展进步息息相关。很欣慰的是，与祖国携手共进的半个多世纪里，所有的经历与磨难最终都有所收获，能够为祖国的基因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是我这一生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本报记者李伟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