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鸭治虫的历史

养鸭治虫 ，用鸭防治害虫最先来自对鸟类防治害虫的观察，这无疑为害虫的生物防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观察到大自然中鸟类对害虫的控制，到想到应用鸭子来防治害虫，是人们认识和实践上的又一次飞跃。李约瑟将鸭子的应用誉之为“出现于中国的生物防治中最有意义的革新”。

养鸭治虫的历史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弄清楚。家鸭是从野鸭驯化而来的，至迟在商代，家鸭已驯养成功。虽然已出土的甲骨文中未见“鸭”字，但商墓中已有铜鸭、玉鸭和石鸭出土，可见商代确已饲养家鸭。也就是说，家鸭驯化至今已有四、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了。成书于公元六世纪30-0年代的(齐民要术)对鸭的食性就已有“鸭，靡不食矣。水稗实成时，尤是所便，吠此足得肥充。”的记载。

四川峨媚出土的东汉水田水塘石刻模型，一边是破塘，一边是水田。水塘与水田紧靠在一起。水塘中有鸭。显然，鸭子是很容易进人稻田的。[南宋1杨万里(公元n27一12伪年)《插秧歌》诗云“秧根未牢漪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诗中同时提及了稻和鸭，意思是说秧还未插完，秧根还未扎牢。要照管好鹅儿与雏鸭，不要让它们下田弄坏了秧苗。可见其时已有鸭子下稻田的情况发生，距今已有创刃多年的时间。

通常认为养鸭治虫最早见于明代。根据农史专家阂宗殿的考证，养鸭治虫一法，实创于公元巧叨年，至今已有中以)年的历史了。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一书中也引用了阂宗殿的研究结果。因此有必要先将他们的研究结果介绍如下:

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陈经纶无疑对鸭子的应用作出了贡献。陈经纶的第五代后裔陈世元于乾隆年间(1736至1796编撰的(治蝗传习录)记载了这一史实。陈经纶是福建福州人，他的父亲陈振龙是位提倡在中国种植山芋的农业先驱。万历二十一年(15年)，福建遭受了一场严重的旱灾。陈经纶请求省府推广山芋的种植。他在观察白鹭吞食蝗虫的基础上，试着用鸭子去防治蝗灾，获得了成功。他在一篇题为《治蝗笔记》的文章中，记述了他的发现经过:

“蝗之为 西北害久矣，历朝治法不同。予游学江湖，教人种薯，时蝗复起，遍嚼薯叶。后见飞鸟数十下而啄之，视之则白鹭也。因阅《埠雅》所载，蝗为鱼子所化，得水时则为鱼，失水则附于破岸芦荻间，燥湿相蒸，变而成蝗。鹭性食鱼子，但它们去来无常，非可驯畜。因想鸭亦陆居而水游，性喜食鱼子与鹭鸟同。窝畜数雏，爱从鹭鸟所在放之，于破岸芦荻哆其种类，比鹭尤捷而多，盖其嘴扁阔而肠宽大也。遂教土人群畜鸭雏，春夏之间随地放之，是年比方遂无蝗害，而事属创见，未敢遍以教人。值予倦游归，未知遍此法后复嗣音否。”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注明是巧卯年，书中提供了如何以鸭灭蝗的详细指导: “侦蝗煞在何方，日则举烟，夜则放火为是号，用夫数十人，挑鸭数十笼，八面环而哆之。两旬试飞，匝月高腾。一鸭较胜一夫，四十之鸭，可治四万之蝗。一夫挑鸭一笼，可胜四十夫。不惟治蝗，且可以牟利。”

虽然养鸭治虫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这项技术，直到107年后，陈经纶的第五代后裔陈九振在芜湖做官时，才得以应用。他写道:

“念五世祖 经纶公??治蝗之法则未尝一试。??适余分符芜湖，捷先饯于家，备告以种薯治蝗诸善举，余心识之。??余履任后即有捕蝗之役，按是法治之，果有成效，遂蒙大宪委署含山，履行其法于他州县，蝗遂不为灾。”

陈经纶的五世后裔陈世元对此也有生动的记录“经纶公放明季时，因得薯种，游学江湖，教人种薯以佐谷食。目击蝗蛹蚕害禾苗，赤地皆空，薯叶亦被剪尽。阅之埠雅，蝗乃鱼子所化也。又史载飞鸟数千下而啄之。公触类旁通，驱鸭嗤除，治有成效。第事属创见，未敢遍传。笔记存稿在家。值家大兄九振选芜湖承，适有捕蝗之役。再用此法，屡有实效”